在堵車中，我們失去了對時間和進程的控制。我們無法前進，也無法后退，只能被動等待。現代人在社會機器、工作壓力和人生軌跡面前的無力感、失控感，以及對時間流逝的焦慮，甚至會讓人對著空氣破口大罵。

　　堵車是我們的日常困境。我們被成百上千的車輛和人包圍，進不得也退不去，但彼此之間沒有任何有意義的交流。每個人都困在自己的“金屬盒子”里，與外界隔絕。這或許是現代人在人群中的深刻孤獨感——看似緊密相連，實則原子化生存。

　　截至2025年6月底，全國機動車保有量達4.6億輛，其中汽車3.59億輛，汽車駕駛人數量5.15億人。如今只要有路的地方就有車，路寬的地方開汽車，路窄的地方騎摩托車。城市人群集中的地方，除了深夜，無時無刻不塞滿汽車，尤其是醫院、學校門口更為夸張。

　　計算好路上正常行駛需要的時間，提前十分鐘出門，結果其他車輛發生事故，三車道只剩下一條，道路成了漏斗，車子都往唯一的道上鉆。眼看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，急得不停地按喇叭，無奈之下只好向相約的人解釋堵車。無論是什么場合，約會、上班、上課，問為什么遲到，九成的人會說是堵車。有的可能是借口，但大部分是真實反應，此乃普遍現象。

　　現代城市和交通系統是人類理性規劃的巔峰之作，旨在實現最高效率的流動。然而，堵車正是這個精密系統失控的體現。它隱喻著無論我們的計劃多么周詳，系統內部微小的擾動，一個事故、一次變道，甚至一次剎車，都可能引發全局性的癱瘓。

　　堵車后，加塞、搶道、不讓行比比皆是，否則就鉆不進那個漏斗。對每個司機來說，自己的選擇都是理性的，是為了更快到達目的地。但當所有人都采取這種“理性”行為時，結果卻是集體的非理性——所有人都被困在原地。這完美隱喻了現代社會中的“公地悲劇”和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的沖突。

　　說到堵車，駕車人對兩個時間點特別敏感。一是早晚高峰期。孩子集中時間上學，上班族集體出門，大家都集中在路上，早高峰因此出現。傍晚要下班，晚高峰出現了，天天如此，雙休日亦不例外。二是春節和國慶假期的高速公路上，不堵不成節，尤其是頭尾幾天。最可怕的是那一年春節，高速公路凍成冰路，車子被滯留其上，無法駛出，釀成災禍。堵車強制我們停下來，在一個人人都在追逐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強”的社會里，堵車提供了一個罕見的、非自愿的“暫停”時刻。它迫使我們面對自己，可能引發對生活方向、人生意義的反思。這趟原本為了到達某地的旅程，本身變成了一種存在狀態。

　　我不喜歡被堵在路上，進而影響情緒。無論去哪里，我總是提前一大段時間出門。我上班一般情況下遇不到高峰期，六點半就駕車出小區，七點未到即達單位。下班時坐在車上，首先打開手機導航，看選擇哪條路合適。我接送孩子上學和外出學習，幾乎不遲到。又比如去醫院，寧愿早到等待，也不愿意在路上后悔遲到。

　　我被堵在路上最長的一次是十幾年前在川西二郎山的318國道上。前面發生重大事故，我們旅游車無法過去，也無小路可行，只能干瞪眼等待。而我對此無感，車子被堵了多久，我就在車上睡了多久。堵車是對人性的終極考驗，它能激發出人最好的品質，如耐心、忍耐，和最壞的品質，如憤怒、攻擊性。“路怒癥”就是壓力下人性失控的縮影，隱喻著文明表象的脆弱性。

　　幾年特殊時期，甌海大道上很少堵車，大家沒事待在家里。過后，各地大力發展經濟，效果顯微。某天發現甌海大道非早晚高峰也堵車了，說明經濟發展的速度快起來了。高密度的商業區、工業區和居住區往往伴隨交通流量增加，區域經濟活動頻繁會導致車輛使用需求上升，進而引發擁堵。商業繁榮區域因人流、物流集中導致交通壓力增大，說明消費需求增長，人口流動性強，大城市人口集中加劇通勤壓力。

　　總是有人在質問，為什么有關部門不改善堵車狀況。車道就像社會階層，有的人可能出生在“慢車道”，努力想擠進“快車道”，但發現快車道也堵死了。特權階層或許有“應急車道”可走，而大多數人只能在原地掙扎。它隱喻著社會流動性的僵化和上升通道的阻塞。

　　堵車是一個多棱鏡，它映照出一個悖論：追求極致的流動，反而導致了極致的停滯；一種困境：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，無法調和；一種狀態：現代人普遍的焦慮、無力、孤獨與被圍困感；一面鏡子：照出社會系統的脆弱、僵化與不公。

　　堵車是這個高速運轉的、追求效率的現代文明的一個巨大減速帶。它強迫我們慢下來，不僅是為了安全，更是為了讓我們有機會看清自己所處的這個系統，以及在這個系統中那個焦躁、孤獨卻又不得不保持耐心的自己。它提醒我們，目的地固然重要，但被我們忽視的“過程”本身，可能就是生活的真相。

編輯: 馬慧瓊  

本文轉自：甌海新聞網 ohnews.cn